纪录片《创新之路》第六集《政府之责》：《拜杜法案》究竟是什么？

　　今年2月，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：“美国搞过一个《拜杜法案》，这对美国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撬动作用。像这样的国际经验还要好好研究。”

　　《拜杜法案》究竟是什么？它为什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？

　　1978年，位于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的一位教授找到该州的资深参议员博区·拜（Birch Bayh）请求协助。学校获得了多个政府资助的项目，但由于“谁出资、谁拥有” 的政策，研发的成果，不仅收益权归政府，而且一切的后续性研发也不可以由发明人独享，这导致大量科研成果闲置浪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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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如果发明者不能拥有研究成果，没有商业化带来的奖励，这些成果永远都不会被商业化，所以拜杜法案出发点是很基础的问题,谁能更好地管理新的发明,是政府吗?还是发明者自己?

　　1968年，日本超过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在70年代，技术优势的失落让美国感到极大的威胁和不安。1979年，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傅高义（(Ezra F.Vogel，也是今天《邓小平传》的作者），出版《日本第一》(Japan as Number One)研究专著，引起巨大轰动，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的图书之一。

　　70年代末，日本的钢铁产量已经与美国相当，工厂设备却比美国更先进、更有效率。1978年，在世界最大的22座现代化熔铁炉中，有14座属于日本，美国一座也没有。日本钢铁企业的竞争力全球第一。
在汽车制造业，日本让原本执世界工业牛耳的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厂纷纷弃甲。1979年，日本对外输出了450万辆汽车，其中在美国销售了近200万辆，而美国汽车在日本的销售量仅1.5万辆。　　　　

　　然而历史充满着荣格所说的“共时性”，当时谁也不能料到，这一年，在美国中北部的印第安纳州，一个大学老师向参议员反应的问题，竟成为改变了整个未来技术市场发展，让美国能在十年之中重新站回领导地位的契机。

　　 1980年，由参议员博区·拜（Birch Bayh）和罗伯特·杜尔(Robert Dole)的联合提交的提案被美国国会通过，这就是今天所说的《拜杜法案》。此法案，让大学、研究机构能够享有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，这极大地带动了技术发明人将成果转化的热情。

　　在创新的生态系统中，制定法律，维护和创造创新的环境，是政府的职责之一。在一个社会的运行中，创新的活力、市场的激励、政府的权力，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政府既不高高在上，又不可或缺。

　　1978年，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5%，《拜杜法案》出台后这个数字短期内翻了十倍。美国在十年之内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，《拜杜法案》功不可没。它被《经济学家》杂志评为美国过去50年最具激励性的一个立法。是美国从“制造经济”转向“知识经济”的标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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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拜杜法案》出台以后，这就是大学申请专利的数量迅速地增加，专利许可活动也越来越活跃，大学通过专利许可得到了大量的经费，一些支持，而且借助于研发一些新的技术，他们也开设了一些新的公司。

　　《拜杜法案》的成功也让人们看到在创新中，政府的职责是什么？创新、市场和政府，三者究竟怎样相辅相成？

　　在《拜杜法案》之前，“谁出资、谁拥有” 的政策，源自二战中的曼哈顿计划，由于研究型大学在“曼哈顿计划”中的卓越表现，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资助大学的科学研究。1944年，时任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的瓦尼尔·布什提出《科学——无尽的前沿》报告,充分论证了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,报告影响了美国战后几十年的科技政策，美国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，资助并实施了一系列大型项目，如航天航空、卫星通信、计算机等。然而这种源自二战及冷战时的方式，成就了一大批科研项目，但因为脱离了市场，导致《拜杜法案》出台前，科研成果闲置浪费，科研人员积极性不高的问题。

　　创新，代表着未知的未来，它会从何而来，又会如何生长，其实不论是政府还是技术专家，都没有办法准确知道。

　　1963年，日本政府在筑波建起一座科学城，目标就是科技创新，希望以此摆脱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模仿。然而，持续30年，依然没有起色。

　　1987年，美国政府为了应对日本在半导体行业的竞争，投资10亿美元建立产业联盟，计划整合美国最好的半导体公司，寻找突破性进展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各个公司却放弃了自己的基础研发，延缓了整个行业的步伐。